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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驿站财政机制的形成与演变******

　　作者：刘文鹏（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驿站是中国历代王朝传递信息、递运物资的主要渠道，在维系国家统一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驿站的正常运转全赖驿站经费之保证，所谓“国脉疏通原借驿递，而驿递急需端赖钱粮”。一般认为，清朝入关后一扫旧弊，摊派、加征得到有效抑制。这一观点突出了明清之际驿站财政的差异。但实际上，明末加派之征也通过各种隐性方式在清代得以延续。在清初裁驿费充军饷的财政政策影响下，清代驿站财政走向了既病民又病官的摊派旧途。

　　明代驿站财政与驿役官当改革

　　明初驿站财政建立在实物财政基础之上，有赖于田赋征收和劳役佥派。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明太祖诏令天下广置各驿，其驿站差役佥派民户出办。具体方法是，“马有上中下三等，验民田粮出备”（《明太祖实录》卷29，洪武元年正月庚子）。即民户依照粮赋多寡对等充任驿传马夫，其不足数者可以数户共充一夫。本县人户不足，则“以相邻州县点差”，谓之“协济”。甚至令东南富户、市民前往北方诸省协济应役。官方除提供驿舍、备办廪粮及派遣官吏外，驿站其余所有开支均由驿传役夫亲身应役承担。此外，尚有里甲和均徭内编派驿站差役，以满足其财政开支需要。

　　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明朝将永充改为“依次轮充”（万历《惠州府志》卷10，《赋役志下》，明万历四十五年刻本）。其佥编时间有三年、五年和十年之别。但地方政府在实际佥派中并不遵守定制，以至于有役三五十年者。此外在没有预算与额设经费的体制下，驿站马夫等便成为驿丞等官吏盘剥的对象。以上两方面导致嘉靖以前的马户不堪重扰，驿站运行困难。

　　成化、弘治年间白银货币化地位得到官方承认，一系列以财税定额为目的、减轻地方差役负担的差役纳银改革随之展开，驿站的日常运转也由力役亲当改为征银雇募，至嘉万时期，因推行一条鞭法改革，得以最终确立。具体做法是根据过往支销数目，预估一年驿站夫马工料银额数，将其摊入全县粮赋或额田中征收。对于他县协济马匹，则按每马所需折银，分派各协济州县“照亩均征”（申佳胤：《临洺驿马政记》，载崇祯《永年县志》卷7）。征收的站银，以府为单位进行统计并征收，然后由府转发各驿，招募人员当差。

　　官征官募确实起到了均平差役、减轻百姓负担的作用，“计地征粮，可以免马头独累之苦；募人当应，可以绝官吏求索之私”（刘麟：《清惠集》卷3，《均驿传安人心扶公论杜私情以免偏苦疏》，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48页）。但新政实施不过十余年，即弊端百生。一方面，官府“给驿渐广”，导致地方驿站开支不断增加；另一方面，过往官员多索马匹差夫，马户“卖产鬻儿，倾家丧命”。更甚者，明季“国用不足，将原额驿站夫马工食草料银两半裁以充练饷”（《宣大山西总督李鉴启本》，顺治二年五月八日），地方驿站财政更加吃紧。本县“马户逃窜，扳累难支”，他县协济亦托故不前，地方不得不再度佥派里民应当，复“蹈万历以前之夙弊”。而“驿卒糊口无资，群起为盗”（《顺天巡按柳寅东揭报驿递疾苦》，顺治元年七月，载张伟仁主编：《明清档案》第1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版）。

　　清初中央对明代驿站财政体制的调整

　　清朝入关之初，平定全国的战争仍在持续，大量地方财政经费被裁撤充饷，驿站钱粮也不例外。在财政紧缺的情况下，既要全力保障军费，又要维持驿站正常运转，中央和地方政府为维护各自利益走上不同道路。

　　于中央而言，顺治元年（1644年）七月清朝废止一切明末加派，废除明末里甲佥派，将全国驿站由民当改为官当，所有经费均于正项地丁内动支，“不复累及百姓”。与此同时，令各省站银“以万历初年会计录为准”，“照旧征收，加增者不准”（《户部尚书英峩岱题本》，顺治二年六月六日）。

　　然而，明末清初接连不断的灾荒、战争导致地方田赋收入急剧下降，部分省份站银除荒后实征不及原额半数，巨大的经费缺口令驿站运转维艰。更重要的是，清初持续的军事行动导致国家财政经费捉襟见肘。权衡之下，清朝不得不裁减包括驿站经费在内的地方财政以充实军饷。驿站经费的大幅压缩主要集中于顺治九年（1652年）至十四年（1657年）和康熙平定三藩之乱期间，此后雍乾各朝均陆续裁减。全国站银“通计裁扣之数，自顺治九年以迄乾隆，竟居原额三分之二”（民国《盐山新志》卷8，《赋役篇上》，民国五年刊本）。

　　在额征驿站银剧减，加之禁止摊派、裁驿充饷的境况下，清廷只能尽可能地集中有限驿站财政资源，使其利用最优化。方法主要有三：一是裁僻济冲，将驿站经费集中于主干驿道。二是调整驿道走向、开辟新驿道。顺治年间，为减轻河南、山东驿站负担，清朝开通经山西前往川陕甘等地区的驿道，河南驿站负担有所减轻；山东则开通了经德州、泰安、蒙阴、郯城前往江苏的“山东东道”，使原有山东中路的驿站压力有所缓解。驿道重新规划后要求行差人员循规定驿道行进，并在勘合火牌内明白填注，严禁随意改变路途。三是严格掌握地方驿站财政奏销。顺治八年（1651年），清朝确立各省财政奏销制度后，规定驿站的各项开支需岁终汇造清册，由户部核实奏销。自顺治三年（1646年）至十四年修撰完成的各省赋役全书，更是将各省起运存留、驿站额支数目固定下来。通过赋役全书和奏销制度，各省驿站每年的财政收支也尽在中央的掌握之中。这既有助于中央了解地方驿站财政之盈绌，及时作出调整；也将府州县驿站财政纳入藩司和中央管控之下，方便了驿站财政资源的宏观调拨。

　　上述改革确实值得称许，在财政极度紧张的情况下通过法律禁令确保地方不得派累里甲，展现了新朝气象。但奈何由于清初战争开支甚巨，很多本应裁僻济冲的夫马钱粮亦经常被中央挪作军饷。地方政府为保障驿站的正常运转疲于应对，不得不百般腾挪，甚至延续明季摊派旧弊。

　　清前期各省对驿站财政体制调整的因应

　　整体而言，各省解决地方驿站财政问题的举措主要集中在复原额、顾驿递，严考成、革协济等方面，而在州县层面更为通行的做法则是直接佥派里甲。

　　所谓复原额，即各省督抚在除荒实征站银过少的情况下，奏请恢复该省旧设站银数额。部分省份在朝廷下令裁去明季摊派并统计旧额银时，往往在万历初年额设站银基础上将里甲夫马工料银和摊派银两一并作为本省额设驿站银统计、报呈，实际上是将“旧额”提高，把明代站银、里甲夫马银和摊派银以隐蔽的方式承续下来。而裁撤地方经费过程中，驿站经费可能虽亦被裁撤，但因为需要维持驿站的正常运转，驿站经费的裁撤力度不及其他经费，所以在顺治初期裁节地方经费的过程中，面对经费紧缺的情况“先尽驿站支用”的“顾驿递”政策在一定时期内得以贯彻落实。

　　明清之际的驿站协济制度是保障冲途大驿有效运转的良制。但协济的正常运行需建立在驿站财政充足的基础上，一旦经费被挪用或裁减，各地往往托故不前，导致受协驿站运转失灵。为解决该问题，清朝将协济站银完纳与否、完纳分数均纳入官员考成。但协济站银毕竟还需多一道解送程序，此间辗转费时、各级侵扣，其弊多端。于是，各省纷纷奏请将“本州县之正项用补本驿之急需，而以外州县之协济，汇解藩司抵补正项”（《河南巡抚吴景道题本》，顺治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南省协济北方站银也照此方法办理。此项调整至康熙七年（1668年）最终成为定制，并施行于全国，起自明代的驿站协济制度被废止。此种方法减少了站银支用的程序，提高了驿站运转效率。

　　中央和各省为筹措驿站经费，经过多重努力，确实起到一定作用，似乎驿站也得以正常运转；但如果我们将视野转移至州县，则会发现驿站财政状况呈现的是另外一幅景象。

　　清人薛所蕴《驿卒词》云：“闾阎困敝乏帮贴，差烦马瘦刍茭绝。……县官逮治驿卒死。五更三点不交睫，头枕驿门候消息。”（张应昌编：《清诗铎》卷9，中华书局2022年版，第262页）这并非夸张和想象之词。顺治年间曾任新乐县知县、专管冲途大驿西乐驿的林华皖对当时的驿站困境有过总结：一则差务繁忙，“每日数起”；二则夫役“额设者有数”，每遇大差势必另外雇觅；三则马骡羸瘦，“陆续行差，倒毙不一，月而殆尽”；四则行差人员百般苛索，夫役折干、背负过重（林华皖：《治鲜集》卷2，《驿邮略》，载《续修四库全书》第88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0~431页）。康熙《丰润县志》更直白指出：“输蹄往来，络绎不绝，粮糗刍薪，存留不能及半，协济未必以时，县令之拮据，殆所不免。”（康熙《丰润县志》卷4，《赋役志·驿传》，清康熙三十一年刻本）绝大多数州县官员不堪重负，自杀者亦不在少数。其最终结果，“存留各项节次裁减，州县之事束手无策，势不得不私派之民，民既出雇役之钱，仍不免于役又不知凡几矣”（康熙《灵寿县志》卷4，《田赋上》，清康熙二十五年刻本）。摊派里甲成为州县官自然而然的选择。

　　然而，直接摊派里甲显然与清朝不加赋的政策相冲突。天津巡抚张忻、保定巡抚郝晋及经手知县都曾因触犯此律最后交刑部议处。故很多地方州县只能想方设法将摊派合法化：一是延续明季之“强制性雇募”手段，名为发银雇募、听民应召，实则是强制性“照里派轮”，官方挟公权权威进行变相摊派，并非纯粹的自由雇募应召之制。另一种是额外摊派，倒逼国家财政政策作出调整，将摊派合法化。部分州县驿站确实差务繁忙，必须额外派征。但为避免胥吏、马头毫无限制多征，引致民怨沸腾，清廷将额外摊征编入赋役全书，承认各种加派的合理性并使之合法化。

　　清前期驿站财政体制改革的影响及其余绪

　　清人曾对本朝的废力役亲当为官当官募之制大为赞赏，称“清兴，扫除旧政，与民更始。而钱粮则例一以万历初年为定，且赋皆改折而无本色之征，差皆雇役而无佥点之害……民无一事之扰，薄赋轻徭，培植邦本，万世无疆之休基此矣”（康熙《吴桥县志》卷3，《食货志》，清康熙十九年刻本）。

　　但清初军兴旁午，裁驿充饷时常有之。实际上“额设工料已减十分之三，差务更增十分之四”的情况下，地方财政仍然左支右绌。驿站之弊不仅官累难除，民累亦未减轻。一方面，清初裁节驿费并非为了减轻百姓负担，而是裁驿充饷，百姓压力并未减轻。另一方面，在“额设有数”的驿站财政体制下，州县为保证驿站运转，又不得不走上加派里民的老路。这一回头路不仅额外增加了百姓负担，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倒逼中央将部分摊派合法化。清廷减轻里甲摊派负担的宣言也就此告以破产。官员既存在加赋的罪名，百姓亦承受摊派的压力，实在是病民病官。

　　以上种种弊病的存在，究其原因，即在于中央财政集权下，地方额设驿站经费过少且并不稳定。随着明代白银的货币化，国家财政也出现“统计银两化”的趋势。这一变革使得国家财税可预算、可统计，方便了国家对各省州县财政的掌控；但是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则是更加不利。在“统计银两化”之前，所有驿传夫役均需亲当，财政开支由地方政府自行编制，不受中央管控；但在此之后，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一方面，全国赋役逐渐定额化，中央以法律形式规定了摊派的“非法性”；与此同时，明清财政也因此走上“原额主义”道路，财政体制出现僵化。另一方面，借助白银的便利，中央对于州县财政的掌控越发集中，且能随时裁扣、调拨，导致州县财政难以稳定。清人曾谓“国家之所赖者，惟财赋；地方之所重者，惟差徭；下民之所望者，惟恩恤”（乾隆《三河县志》卷5，《赋役志·驿站》，清乾隆二十五年刻本），生动反映了当时中央、地方和百姓三者在国家财赋分配中的地位和处境。从国家立场出发，中央主要集中于对全国财赋的高度集权与掌控。尤其是战争期间，国家的着眼点完全在于尽快汇集财政资源用于军事，以期稳定统治。裁撤地方存留银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手段，而这势必导致地方州县存留经费过少。州县为维持地方行政的正常运转，又不得不额外摊派，而所有的压力最终只能转嫁给百姓。在上述财政结构体制下，百姓能否得到“恩恤”显然要打上问号。刘志伟教授认为，清初通过编撰赋役全书和确立奏销制度，建立了高度中央集权的财政体制，它导致的一个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地方赋税征收的失控（刘志伟：《略论清初税收管理中央集权体制的形成》，载《贡赋体制与市场：明清社会经济史论稿》，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190页）。可以说，正是中央财政的“集权”导致了州县政府在财税征收中的“分权”和“失控”。因此，随着清中后期各类大差、常差的源源不断，以及驿务弛弊、苛索繁多等问题的抬头，“原额主义”财政下的清朝驿站运转再度回到明末境况，各类差派更加层出不穷。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代驿站史研究”〔19ZDA207〕阶段性成果）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6日 14版）

年夜饭年宵花智能“年货”装点兔年新春 消费提振年味足******

　　年夜饭、年宵花、智能“年货”装点兔年新春

　　消费提振年味足

　　买年货、贴春联、送年礼……春节临近，大街小巷年味渐浓。作为我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春节既是人们对家浓浓眷恋的承载，也是年度消费旺季。

　　今年春节是疫情防控政策优化调整后的第一个春节，传统购物需求与有利购物环境相遇，会释放出怎样的活力？“年货经济”呈现出哪些新亮点、新趋势？记者进行了采访报道。

　　餐饮行业迎复苏“拐点”，多地发放消费券激发城市“烟火气”

　　“过去一年大家都挺辛苦，今年不少人选择回家过年，就想着赶紧一块聚一聚。”1月17日中午，陈先生和同事来到北京市海淀区一家火锅店用餐，尽管排队等了将近半小时，大家用餐还是很尽兴。

　　堂食排队等位景象重现，外卖订单量持续增长，近期各地餐饮业已迎来了新一波消费热潮。消费需求的快速增长也提振了商户的信心，许多店家加紧备货补充人手，迎接春节假期的新一轮消费复苏。

　　“目前餐厅的年夜饭预订情况非常火爆，包房早就订满了！”1月18日，深圳天瑞轩粤菜餐厅大堂经理陈先生介绍，市民一般会提前半个月到一个月预订年夜饭，年夜饭第一轮用餐时间从15时30分到18时，间隔半小时后开始迎接第二轮客人。

　　“今年春节预计是一个行业消费复苏的拐点。”北京胡大饭馆运营负责人张胜滔说。“通过近期的年夜饭预订等数据，我们发现线下消费加速恢复的同时线上订单也有较快的增长。”业内人士预计，春节前后能达到这三年来最好的状态。

　　记者从重庆市商务委了解到，针对当前消费逐渐回暖、消费信心逐渐恢复等特点，重庆启动2023“爱尚重庆·迎新消费”促消费活动，力求以节兴商、以节聚势、以节兴市，促进商贸经济增长实现“开门红”。同时，发挥市区两级财政资金引导作用，撬动金融机构、支付平台等社会资金共同发放消费券和消费红包，带动餐饮、住宿、零售、文旅等行业广泛开展打折让利、优惠叠加、满额递减等活动，进一步激发消费潜力，促进消费回补。

　　1月17日，广州发放第二轮1000万元消费券，其中不乏“满1001减1000”“满101减100”等大额券；1月14日，北京经开区首轮10万张新春消费券上线仅1分15秒就被一扫而光，22分钟后就产生了第一笔核销订单；1月11日，天津第二期“津乐购”消费券正式启动发放，设立汽车、家电、百货零售、餐饮文旅等四大消费券类型，总计发放1.15亿元……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已有超过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宣布发放消费券，覆盖时尚购物、餐饮、文旅等多个领域。金额之大、平台之广、种类之多，为历年春节罕见。

　　“在限定的时间消费，可令消费券尽快形成现实购买力，令消费市场升温。”海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院长梁海明告诉记者，数据显示，给民众发放电子消费券对经济的拉动效应是直接发放现金的2倍。政府发放电子消费券，可以掌握消费大数据，及时了解大众的消费偏好、消费特点，挖掘阻碍消费升级的难点、痛点，为下一步的纾困措施提供数据支撑。

　　多地商务部门既往数据显示，消费券拉动消费效果明显。去年6月至12月，湖北省先后投入12.59亿元财政资金发放消费券，拉动消费金额50.46亿元。据天津市商务局测算，本轮投放的1.15亿元消费券，叠加企业、平台打折让利和补贴，预计拉动消费33亿元以上。

　　“团圆宴”“整席解决方案”……方便易操作、还原餐厅风味的预制菜成新宠

　　随着“乙类乙管”措施实施、返乡人员增多，今年春节各大品牌预制菜、年菜的发力点，已从前两年的“就地过年”“一人食”“小家庭装”转变为“团圆宴”“整席解决方案”等。从梅菜扣肉、四喜丸子等传统年菜到胡椒猪肚鸡、花椒鸡等养生菜品，方便易操作、还原餐厅风味的预制菜成为越来越多家庭的年夜饭新选择。

　　腊月二十三，在江苏淮安工作的王强踏上归途，与往年不同的是，他在汽车后备厢准备了满满的预制菜年礼。他告诉记者，“饭店年夜饭爆满，预订排单要提前半个月，今年迟了没订上。我干脆把淮扬美味搬回家，也可以做一桌丰盛的团圆饭！”

　　“我们开发的国宴、家宴系列产品，符合中国春节的团圆需求，特别是‘淮扬一品’‘佛跳墙’产品，因味美、料鲜、品好、安全，深受顾客喜爱。”据百斯特公司董事长王强众介绍，预制菜主打美味便捷，科学的食材搭配、先进的锁鲜工艺让年夜饭变得更加美味、简单，让家人有更多的时间温馨交谈。

　　《2023抖音好物年货节》数据报告显示，抖音电商的年夜饭预制菜提早进入预订高峰，销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48%。在已上线超过4000款年夜饭预制菜中，销量前五依次为：年年有鱼锦鲤造型八宝饭、川味年夜饭家宴套装、佛跳墙海参鲍鱼花胶盆菜、猪肚鸡煲汤半成品、胶东花饽饽兔年礼盒。

　　业内人士表示，以往预订高峰一般出现在春节前一个星期，今年则提前了半个多月。“今年年夜饭预制菜市场的一大特点是启动时间早，各大平台普遍在2022年12月中旬开始设置年货场。我们发现，很多消费者提前规划过年安排，预制菜消费比平台和渠道更早、更积极。”叮咚买菜预制菜负责人介绍。

　　“目前，年轻群体掌握了家庭消费大权并成为年夜饭的消费主力，80、90后追求效率、对厨艺缺乏自信等特点也愈发明显。”据盒马调研，“在家吃年夜饭”仍是春节主流，有五成以上用户会使用预制菜。2022年，盒马工坊预制菜销售额同比增长50%。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成为年夜饭主导者，预制菜成为较优选择。数据显示，“自己做+买一部分预制菜”的受访者比例为32%，享受动手料理食材的乐趣又能吃上硬菜；有21%的消费者会直接选择套餐礼盒，多为送礼或最大程度减少做菜负担和失败风险。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是预制菜产业健康发展的“生命线”。春节前夕，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纪委监委第十一派驻纪检监察组充分发挥监督“探头”作用，联合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深入全区配餐企业、大型商超、餐饮企业开展预制菜品安全专项督查，重点检查涉检单位的食品经营许可资质，并对预制菜从食品原料采购、生产、包装、检验、存储条件、销售等环节进行系统性检测。

　　“我们把缺斤少两、包装损坏、食品过期等问题作为重点检查方向，对大型商超、餐饮企业的预制菜品进行了现场抽查，将发现的问题形成清单，现场交办，督促立行立改，确保大家过安全年、幸福年。”该纪检监察组组长郭荣亮说。

　　年宵花走俏，年货热销，消费升级装点新年味

　　“最近花市热闹得很，我和我爹都快忙不过来了。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颜色喜庆、寓意吉祥的年宵花，也被列入不少人家的年货清单。像这个‘好运来’就很受欢迎，给新年讨个好彩头。”春节前夕，云南昆明斗南花市人头攒动，一位摊主指着面前的鲜花热情介绍着。

　　春节近、年味浓，到斗南花市购买鲜花、盆花，为家里增添盎然春意和年味儿也成了春城人过年前的重要“仪式”。据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各类水仙、红色系花卉和兰花系花卉备受消费者青睐，寓意花开富贵、吉庆祥和。

　　全国每10枝鲜花就有7枝出自斗南花市。随着市场回暖，斗南花市购销两旺。商户们线上线下同步发力，提前做好了货品储备，迎接春节销售旺季，同时利用抖音等平台拓宽销售渠道，市场上直播带货的声音此起彼伏。

　　“今年回家过节走亲访友的人多了，过年前后也是婚嫁的高峰，鲜花需求量很大，我们的订单也多了起来，我要趁这几天抓紧补货。”一位前来批发的花店老板说。

　　果冻橙、沃柑、砂糖橘、红心柚等柑橘类热销，车厘子、草莓、榴莲等也成了市民年货采购单上的常客……进入年货采购高峰期，北京新发地市场提前从全国各地水果主产区储备调运了充足的水果，近几天水果的上市量都保持在1.2万吨左右。1月17日，首届新发地年货节开幕当天的成交量达到10.5万吨，交易额7.26亿元，极大丰富了市民春节餐桌。

　　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相关负责人介绍，新发地市场共有4500户商户，今年春节期间有2000户商户留守市场，并在产地增加储备，全力保供首都春节期间“菜篮子”“果盘子”。

　　随着时代变迁，年货的定义已不止于年夜饭、年宵花等，年货采买也不一定要在商超市场完成。

　　在各大电商平台“年货节”活动中，食品、美妆、家居、娱乐等各品类销量纷纷大涨。淘宝天猫数据显示，含“兔”商品增长明显，对联、红包、灯笼、中国结等成为春节消费“标配”。

　　从天猫年货节的统计报告来看，消费者的购物方向主要集中在提升免疫力、关爱健康、智能陪伴、萌宠治愈、沉浸式宅家、云端生活、近郊社交、复古风潮和文化自信等方面。家居产品中，投影仪、小酒吧、养生茶的销量位列前三；升降式办公桌、人体工学椅、小型无墨打印机则成为办公界“新三大件”。

　　在消费升级的大环境中，智能产品跻身“年货清单”新选择，扫地机器人、擦窗机器人、无人机等新潮智能产品登上了年货的销量榜单。

　　“从年轻人的视角看，年货这个概念其实不再是吃吃喝喝，而在于快乐的体验。”业内人士认为，在蓬勃发展的新消费市场中要想获取更多的年轻消费者，还要大力推动供给结构优化，引导品牌积极创新。

　　线上线下满满的购物车，正是“年货经济”红红火火的写照。

　　2023年中国经济会整体好转，消费市场有望逐步恢复

　　“2023年，对中国的消费市场，我们充满信心。”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局长康义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随着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恢复和线下消费场景加快拓展，消费市场有望逐步恢复。

　　康义介绍，去年年底，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了扩消费、扩内需的中长期规划的方案，对扩大国内市场、促进消费、扩大就业、提高收入、改善收入分配、完善收入分配格局、提供便利化消费场景，把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结合作出一系列安排。这些促消费政策的实施，将不断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消费市场和消费规模都将稳步恢复和提升。

　　消费活则经济活，消费兴则城市兴。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

　　国内消费市场扩内需是今年工作的重点之一。谈及今年的中国消费市场，康义总结了几个有利条件：一是我国居民消费潜力巨大。二是线下消费和服务消费正在逐步恢复。三是新消费热点在不断涌现。四是就业稳、收入增有利于拉动消费。

　　“2023年中国经济肯定会整体好转。经济好转，就业会相应改善，居民收入也会相应提高，这将有效带动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康义说。

　　“消费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购买力，二是购买愿望。”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苏剑认为，“要从根子上促进消费，还得依靠政府外力实现稳增长、稳就业。无论是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还是外贸，只有经济增长了，老百姓收入增加了，才会进入消费提升的良性循环。”

　　“疫情三年，在‘非必要不返乡’‘倡导就地过年’的号召下，很多在外打拼的人两三年都未回家过年，今年是疫情防控政策优化调整后的第一个春节，所以也是经济恢复过程中的一个消费旺季。”苏剑说。

　　苏剑分析，春节作为最重要的传统节日，阖家团圆少不了走亲访友，消费需求主要集中在食品、服装等，加上一些家庭会选择在春节期间操办婚嫁事宜，家电、家具消费也会有所增长。此外，随着出行政策放宽，旅游产业也将加速回暖。

　　“促进节日消费，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政府减税、企业和商家降价。”苏剑告诉记者，消费者对价格最敏感，建议政府在春节等重要节日联合企业和商家对一些能够拉动短期消费的商品进行较大幅度降价，如生活必需品、家电、汽车及旅游产品等，而政府则为参与降价的企业和商家减免相关环节税收。一方面可以减轻商家和企业的成本，让其有降价空间，最终用有吸引力的价格优惠来刺激消费；另一方面可以直接绑定消费，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对于中国消费的持续复苏态势，外媒给予普遍关注。彭博社认为，即使其他主要经济体的增长正在急剧放缓，中国也可以提供一个有吸引力的国内需求驱动复苏的故事。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评论说，随着中国不断优化防疫政策，中国经济势必迎来强劲反弹，“未来10年，中国将成为增长更加强劲的消费市场。”

　　作者： 本报记者 管筱璞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