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11月14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来源:新华社
从四个关键词看中美元首会晤的影响
中新社记者:习近平提出中美需要探讨新时期两国正确相处之道,找到两国关系发展的正确方向,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轨道。您如何评价此次会晤的时机、效果和影响?
王鸿刚:中美元首会晤历来全球瞩目,特别是此次会晤时机特殊,必然产生重要的世界影响。可用几个关键词来概括。一是会后,二是选后,三是多重危机,四是多边场合。
所谓会后,是从中国方面说。此访是中共二十大后,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参加国际多边会议并会晤多国首脑政要。对美关系是中国外交新局的重要一环,元首会晤则是中国对美外交的重要一环。
所谓选后,是从美国方面说。美国中期选举刚结束,此次中美元首会晤是拜登在中期选举之后海外之行的最重头戏。美方主动提出与习近平主席会晤,有谋划未来两年对华关系和整体战略布局的考量。
所谓多重危机,是从国际环境说。乌克兰危机持续发酵,全球公共卫生危机、气候危机、粮食危机深度纠缠,产业链供应链很不稳定,“灰犀牛”“黑天鹅”越聚越多。时局如此艰难,大国总要表个态才行。面对多重危机,中美能否担起大国责任,特别是美国能否拿出实际行动,是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
所谓多边场合,是从会面地点说。此次元首会晤借的是印尼召开G20峰会的“场子”。过去几年来中美频频过招、激烈博弈,各国都担心中美滑向冲突对抗,有必要借此多边场合引导各方预期。
中美两国利用这个重大多边场合会晤,给世界了解中美各自立场提供了重要窗口,世界看到了中美在很多核心关切问题上的立场、意图和行动选择。就此而言,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中美战略互动,也必将产生十分重要的全球战略影响。
中新社记者: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习近平在会晤中亮出中方主张,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拜登表示美国不寻求利用台湾问题作为工具遏制中国。此次沟通对于避免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造成颠覆性破坏影响方面有何意义?
王鸿刚: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这是人所共知、世所公认的。主权独立,不干涉内政,是过去几百年来现代国际体系演进中始终不变、各国普遍遵守的基本国际准则。美方总提“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尊重他国主权和不干涉他国内政,就是最基本的国际规则;美方近年来变本加厉就台湾问题搞事,就是在带头破坏最基本的国际准则和国际规矩。特别是目前美国一些人幻想着在亚太复制乌克兰危机,利用台湾问题将中国拖入一场持续消耗的战争。
习近平主席鲜明提出,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这是正告,也是警告。
此次会晤中,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着墨颇多,用意十分清楚。那就是:(1)点出本质,即这是美方粗暴干涉中国内政;(2)警示危害,即这样做不仅给中美关系带来更多波折甚至惊涛骇浪,更将损害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国际信誉;(3)亮明原则,既然中国毫不理亏,那我们将坚决发扬斗争精神,动用一切可能手段,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4)展示信心,中国有自强不息的光荣传统,一切打压和遏制只会激发中国人民的意志和热情,美方这些手段根本无法迟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当地时间11月14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中新社记者 郭金超 摄美对华需要理解“中国式现代化”
中新社记者:战略意图作为长期困扰中美关系的难题,成为此次会晤一大关键词。习近平指出,中国党和政府的内外政策公开透明,战略意图光明磊落。从中国式现代化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他向拜登做出清晰阐述。在您看来,美方应怎样看待中方的发展,进而减少对华战略误判?
王鸿刚:正如习近平主席在会晤中向拜登总统介绍的,我们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对自己的战略意图、战略目标和战略路径并不遮遮掩掩、口是心非,而是光明磊落地坦言相告,一以贯之地加以落实,这反映出我们作为新兴大国和新型大国的战略自信与气质品格。
如果美方更重视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将对中国向何处去、中美向何处去等重大问题看得更为清楚。关于中国式现代化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我概括了几个关键词:
一是延续性。这关乎对中国向何处去的理解。当我们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时,其中的首要含义是,中国接下来要走的路,与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走过的路是一脉相承的,属于现代化进程的不同阶段。美国需要认识到,中国内外政策会保持很大延续性,是百年变局中的重要确定性因素和中美关系中的重要稳定性因素。
二是相通性。这关乎对中美之间差异的理解。中美两国是一东一西、一南一北、一后一前追求现代化的国家。无论中美两国的历史文化、政治制度、治国方略差异多大,在现代化视角下都可以找到深层相通性,因为两国追求的都是成为现代国际体系中的现代民族国家。
三是利好性。这关乎对中美关系前景的理解。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将坚持和平发展、开放发展、共赢发展,做全球发展的参与者、推动者,同各国一起实现共同发展。
中国的新发展,是世界的新机遇,也是中美关系的新机遇。对美方来说,读懂中国战略意图、避免误判的关键,就在于理解中国的发展道路,尤其是中国式现代化。对此我们有必要更加深入挖掘,未来需要向美方多讲。
中新社记者:近年来美方始终以“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习近平指出,竞争应该是相互借鉴、你追我赶,共同进步,而不是你输我赢、你死我活。拜登表示,美方不寻求“新冷战”,不寻求通过强化盟友关系反对中国等。您认为这些表态对于当前陷入困境的双边关系有何启示?
王鸿刚:美方坚持从竞争视角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不仅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错误认知和政策路线,而且似乎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渲染“两种制度的竞争”和“两种国际秩序愿景的竞争”,中美划向“新冷战”的风险越来越大。这可以从近期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看得很清楚。
如果最终是美方鹰派人士的对华认知和行动主导了中美关系的走向,那中美关系和整个世界根本无法向好发展;如果中美陷入“新冷战”,必然是全世界遭殃,中美谁也不是赢家。
关键是,美方一些政客先把中美关系导向完全错误的方向,然后又要求与中国一起来管控竞争、设置“护栏”和“底板”,这完全是一种奇怪、无效甚至是危险的逻辑。中美关系的发展,决不能照着这种想法来。
拜登此次表示,美国尊重中国的体制,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不寻求“新冷战”,不寻求通过强化盟友关系反对中国,不支持“台湾独立”,也不支持“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美方也无意寻求同中国“脱钩”,无意阻挠中国经济发展,无意围堵中国。美方须将上述表态落到实处。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遵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这是双方管控矛盾分歧、防止对抗冲突的关键,也是中美关系最重要的防护和安全网”。立足当下,“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作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处理中美关系三原则,始终是中美关系发展的唯一正确方向。
当地时间11月14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来源:新华社中美差异不能简化为所谓“民主”对抗“威权”
中新社记者:近年来美方一直有人拿中美制度差异“做文章”。习近平向美方阐述了中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鲜明提出所谓“民主对抗威权”不是当今世界的特点,更不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在您看来,美方建立对中国制度的正确认知有何现实紧迫性?
王鸿刚:当今世界的突出特点是南北矛盾与东西差异深度交织。南北矛盾涉及经济发展,突出表现为全球发展的不均衡、不充分、不公正;东西差异源于文化传统和制度选择,是国际政治的长期基本特征。相比于东西差异,南北矛盾才是需要各国携手应对的更紧迫问题,这是时代发展的潮流决定的。
即便在东西差异中,也不能简单地将中美制度差异描述为所谓“民主”与“威权”的对抗。美国搞的是资本主义,中国搞的是社会主义,美国有美国式民主,中国有中国式民主,必须在这个背景下理解中美两国的制度差异,无论什么制度选择都源于本国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美国对自己的制度引以为豪,但也必须正视其乱象丛生的现实;中国之所以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离不开14亿多人民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可支持。
世界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政治制度和治理方略没有完全相同的,如果认为什么都是自己的好,看不起别人的历史文化、制度选择和发展道路,那在国际社会岂不沦为孤家寡人了;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各国必须各美其美,相互尊重。各国之间要如此,中美之间更要如此。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任何国家的民主制度都不可能至善至美,都需要不断发展完善。对双方存在的具体分歧,可以进行探讨,前提是平等交流。
中美联系不是想“脱”就“脱”得了的
中新社记者:习近平对一些西方政客鼓吹的“脱钩论”做出有力回应,表示打贸易战、科技战,人为“筑墙设垒”,强推“脱钩断链”,完全违反市场经济原则,破坏国际贸易规则,只会损人不利己。您如何看待中方的鲜明立场?
王鸿刚:当前世界经济面临空前挑战,有深层结构性根源也有疫情的意外冲击,有客观原因也有人为因素。美国过去几年来“筑墙设垒”“脱钩断链”,是最主要的人为因素。这完全是基于零和逻辑、国内政治和短期考虑,严重破坏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大威胁。美国的做法只会损人不利己。
中方的立场非常清楚:合作共赢是中美关系的“必选项”,“脱钩”不利于两国,也不利于世界。中美两国的紧密联系是长期形成的,不是想“脱”就“脱”得了的。中美合作的领域始终在那里,只要想合作,合作就能搞得起来;当前形势下,中美两国共同利益不是减少了,而是更多了。
目前中美两国都在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特别是中国追求高质量发展,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将进一步发挥。中美两国经济深度融合,只要愿意,均可从对方发展中获益,这是双方的共同利益;当前世界既不太平也不安宁,全球经济疫后复苏、应对气候变化、解决地区热点问题需要更有效的大国协调合作,这也是中美双方的共同利益。双方应该相互尊重、互惠互利、着眼大局,为合作提供好的氛围和稳定的关系。(完)
专家简介:
王鸿刚,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助理兼美国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本科和研究生毕业于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博士毕业于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主要从事美国内政外交、中美关系、国际战略形势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等方面研究,学术成果丰富。除数十篇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外,还有《大国运势2050》(专著,中信出版社2021年6月版),《大国博弈2050》(专著,中信出版社2021年5月版),《世界趋势2050》(专著,中信出版社2018年11月版),《百年变局与国家安全》(主编,时事出版社2021年4月版)等重要学术成果。
年轻人爱上骑摩托了,各地“禁限摩”会放松吗?******
“摩托车热”能让产业翻身吗?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李明子
发于2022.10.17总第1064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堵车已经不是新鲜事儿,但你见过堵摩托吗?”
80后“骑士”周晋宇在北京经营着一家摩托车店,疫情这三年,眼看着城市流通的摩托车数量连年翻倍增长。今年夏天早晚通勤高峰时段,北京四环辅路部分路段的摩托车甚至也出现了“两米一停”的拥堵。
根据公安部发布的数据,2022年上半年,全国摩托车新注册登记534万辆,与去年同比增加了108万辆,增幅达25.38%。北京交通发展研究院的《2021北京市交通发展年度报告》显示,北京市普通摩托车2020年的数量较上一年增加了10.7万辆,增幅高达71.8%。而同期私人小微型客车较2019年增加6万辆,增长率仅为1.3%。
今年10月前,北京市多家驾校的摩托车夜间训练班几乎场场满员。训练场的主力军不再是外卖骑手,而是有通勤刚需的年轻北漂或刚入圈的摩托车玩家。据北京市各驾驶培训机构的招生数据,2022年上半年北京报考摩托车人数12万余人,约占驾考人数总量的一半。
“疫情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态度,让摩托车这种更个性化的大玩具受到了消费者的青睐。”中国摩托车商会常务副会长李彬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摩托车热”已经从骑行方式传导到产业端,带动了大排量摩托车产销两旺,支撑中国摩托车产业走出低谷,也将存在了37年之久的“禁限摩”争论再次摆上台面。到目前为止,全国共有近200个城市加入“禁限摩”阵营,“禁限摩”已经覆盖了全国绝大多数的中大型城市,政策出台依据包括交通安全、道路压力、社会治安、尾气排放等种种考量。
在业内看来,当下“摩托车热”背后更值得关注的是,昔日政策执行的综合效果和对产业带来的影响,需要重新审视。
年轻化和女骑士
“晚上有人去大钉子喝酸奶吗?”邀约令一出,俗称“大钉子”的奥林匹克塔下的酸奶摊又要超时加班了,这里已经成为北京“摩友”线下聚会的热门打卡地。车友见面,聊天、拍照、蹭车试骑,头盔摆在小摊桌上,干一杯瓷瓶酸奶,天气好的话,还能相约跑趟山。
摩友之间喜欢拿“坐骑”互相调侃:骑春风的是少年,骑川崎的是暴躁青年,骑宝马的是高管,骑杜卡迪的是夜店咖,开雅马哈的不要命,开KTM的是“神经病”,开哈雷和印第安的多是大佬,到最后,踏板摩托车是所有骑士的最终归宿。
除了夜晚的“大钉子”,能聚集这么多类摩托车的还有互联网公司的停车场。2020年,位于北京北三环的爱琴海购物中心变身商办大楼,伴随字节跳动的入驻,楼前停车场也停满了贴着“字节骑士团”的摩托,出镜率最高的一款是铃木GSX250R。“仿赛车型,颜值高,有个性,满足通勤刚需和社交需求,关键价格不贵,2万出头,作为年轻人的入门车总不会错。”字节骑士团发起人之一戴拓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通勤是最基本的需求。”李彬举例说,在北京,如果每天开车上班2小时,换成坐公交差不多1个半小时,而骑摩托车只需50分钟,谁不愿意把路上节省的时间补到睡眠里?更无奈的现实是,很多北漂青年因各种原因还不具备在京购车的资格,或有资格后连续多年摇不到号。摩托车京A牌照1996年停止发放,京B摩托车牌几乎是留给北漂最后的温柔。不只是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李彬在各地调研时发现,杭州、成都等地的互联网公司里也涌现大批摩友。
早年,一些骑友在B站分享视频仍属圈地自萌,直到短视频崛起,摩托车骑行这一逐风而行的娱乐方式被更直观地投射在5英寸大小的电子屏上,骑车呼啸而过的画面比文字更具冲击力,摩托车热潮开始真正“出圈”。目前,抖音“摩托车”话题的播放量超过650亿次,微博“摩托车”话题则有53万余条讨论和21亿次阅读,小红书“摩托”词条下有超122万篇笔记。
除了社交媒体的推波助澜,摩托车热与出行政策变化密切相关。2018年底,《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意味着关系数百万电动自行车用户的“三年过渡期”开始倒计时,临时牌照电动车三年后将不能上路,原来的电动车主纷纷骑上了摩托车。叠加疫情三年来公交出行的限制举措,更多人转而骑摩托车通勤。
“年轻化”是摩友群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我们40%的客户在20~25岁。”周晋宇的门店主营国产钱江摩托,该店用户超过六成是“北漂”。与传统到店消费方式不同,年轻客户更习惯网购,大多从摩托范等App上选好意向车型,直接与销售线上谈价后,到线下店交钱提车。
顶级摩托的消费人群也呈现年轻化态势。意大利品牌杜卡迪被称为“摩托车界法拉利”,早年进入中国市场时常被中年成功人士标榜为“财富象征”。据杜卡迪北京金港店职业经理人徐梓刚介绍,近年来,主流客户越来越年轻,贷款购车的客户占比也有所增加。
《中国电动摩托车行业发展深度研究与投资前景分析报告(2022-2029年)》指出,逐渐成长起来的Z世代将成为促进未来整体市场增长、细分市场爆发的核心力量。Z世代的消费表现促使摩托车企业制定更为差异化的品牌、产品、服务和营销体系。
“女骑士”成为其中增长最快的群体。《2021京东Z世代汽车消费趋势报告》通过分析用户画像,在Z世代消费者中,女性摩托车用户的购买量在2021上半年超过了同龄男性,且在35岁以下人群中,女性用户增速普遍高于男性。
如果没有疫情,90后姑娘娜娜一定会带着她的三只小狗继续国内摩旅。去年秋天,娜娜带着三小只开启了第一次长途远行。从北京出发,途经秦皇岛、大连,乘轮渡到烟台,继续环渤海骑行,到达威海、青岛、滨州,再回到北京,10天骑行了2446公里。
越来越多“女骑士”的出现,也为众多商家提供了全新机遇。据天猫数据,过去一年,超过12万名女性消费者在天猫淘宝购买了摩托车轮胎。据央视财经频道报道,北京驾校的摩托车男女学员比例基本是1:1,个别驾校甚至有女学员数量超越男学员的趋势。
为了更好地工作,也为了带三只小狗去更远的地方玩,四年前,娜娜把110cc的小排量踏板摩托换成了Vespa 150。按捺不住对大排量复古摩托的向往,去年9月,娜娜攒钱又购入了一辆凯旋Robber,“这辆车除了好看一无是处,但能玩得开心就够了。”娜娜说。
“按骑行需求,可以将摩托车分为三类,生产资料、代步工具、休闲娱乐工具。”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摩托车分会秘书长宋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目前,后两类摩托车的市场需求明显增长更快。不论通勤代步,还是休闲娱乐,一旦开始骑摩托,便很难逃离升级换车的规律。
据李彬观察,北京摩友的平均换车周期大概是一年半。国内玩家通常从250cc排量的摩托车入门,在和摩友沟通或其他途径了解到更难驾驭的车型后,不断升级为更大排量的摩托车。目前国内已有多家公司开始研发公升级摩托车,但真正实现稳定量产,还需要等待一段时间。
“汽车是开,摩托车是玩,国内的大排量摩托车玩家中90%以上都有汽车。”李彬分析说,中国人使用摩托车的用途发生了根本改变,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摩托车主要是作为生产资料,用于运输和代步。随着汽车快速增长,摩托车的运输功能现在已经减弱了,娱乐属性逐渐显现,近年来市场转热,与其功能转变有关。
华西证券研报中指出,250cc以上排量的摩托车市场结构中,250cc(不含)~400cc仍为销售主力,但400cc(不含)~750cc排量段增长迅速,部分体现摩托车玩家排量向上升级需求。鉴于1~8月行业的超预期销量表现,同时考虑摩托车文化的进一步形成、新兴消费群体升级置换需求释放以及禁限摩政策的边际改善等催化因素,预计2022年行业增速约50%。
在摩托车销售火爆的热浪中,周晋宇却隐隐感到一丝经营危机。到他店中购车的用户以外地人为主,短期复购需求不高。“主流消费群体正在缩小。”周晋宇说。
“市场增速会放缓,逐渐回归到正常增长水平。”李彬说,但从宏观数据来看,中国的中大排量摩托车人均消费量仅为1辆/万人,远低于美国、日本、欧洲的7.9辆/万人、7.4辆/万人、8.1辆/万人,国内中大排量摩托车市场仍值得期待。
大排量摩托车需求崛起
“今年4月,钱江摩托刚发布新款大排量车时,下单要等三四个月才能拿到车,直到最近才有现货。”周晋宇说,今年前三季度的销量就已经是去年的2.7倍。
在国内自主摩托车品牌中,春风、钱江、隆鑫通用构成了第一梯队。春风动力上海青浦店的一位工作人员8月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热门中大排量车款的等待周期堪比新能源汽车。
中国摩托车商会数据显示,2022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摩托车产销1055.43万辆和1072.26万辆,同比下降15.59%和14.38%。但中大排量摩托车却异军突起,成为仅有的销量正增长车型,产销分别为21.15万辆和22.22万辆,同比增长40.56%和46.59%。
“随着国内消费升级,以运动、休闲、娱乐为主要用途的中大排量摩托车更契合品质消费和个性化消费的趋势。”宋涛分析说。据中国汽车协会摩托车分会数据显示,今年8月,250cc以上中大排量摩托车单月销量7万辆,同比增长128%,创下历史新高。国内大排量摩托车的渗透率从2019年的1%上升到目前2.3%。
这也体现在进口摩托车品牌在国内的销量走势上。宝马摩托车2013年进入中国市场后,陆续引进了全部6大产品系列、30余款车型。2022年宝马集团财报年会公布的数据显示,其中国市场2021年的摩托车销量超过1.4万辆,成为宝马全球第五大市场。
从品牌竞争格局来看,全球摩托车市场按销售收入排序,最大的摩托车生产制造商是本田,其市场份额占比接近25%,其次为雅马哈、哈雷、TVS和川崎等,均是国际老牌摩托车品牌。
不过,国内厂商也将迎来产业红利期。华西证券研报认为,中大排量摩托车当前发展阶段类似2013年至2014年的SUV板块,供给端头部车企新车型、新品牌投放加速提供行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市场快速扩容。参考国内汽车发展历史及海外摩托车市场竞争格局,自主品牌有望成为中大排量摩托车需求崛起最大受益者。
国内各家自主品牌也早已看到了这一趋势。钱江摩托早在2021年年报中就指出,受益于近几年市场消费意识转变与购买力增强,以及日益浓厚的大排量摩托车文化的影响,休闲运动、摩旅玩乐的大排量产品已经形成了稳定的行业地位,成为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风向标。可预见的是,高端大排是中国摩托车行业未来发展的方向,是各大企业提升市场占有率、提高利润空间的主战场。
尽管在2022年上半年钱江摩托累计销售同比下滑,但大排量摩托销售约8.2万辆,同比增长约68.36%,大排量产品销量居国内行业首位,是公司主要的利润来源。2022年上半年,公司实现销售收入25.83亿元,同比增长21.20%,实现归母净利润2亿元,同比增长16.95%。周晋宇介绍说,他所在门店卖得最火的就是赛600和闪300两款,春夏销售旺季,平均要等一个多月才能拿到车。
隆鑫通用也在半年报中提到,中大排摩托车市场将持续扩容。隆鑫通用推出的“无极”系列大排量摩托车上半年销量2.45万台,同比增长118.41%,高于行业平均水平,销售收入4.14亿元,占公司两轮摩托车销售收入近20%。
“目前,占销量20%的大排量摩托车贡献了80%的行业利润。”李彬回忆说,中国摩托车产量最大时曾接近3000万辆,全行业税后利润在50亿元左右。后来由于全国多地禁限摩,加上小汽车、电动车的冲击,两轮摩托的产销逐年下滑,2016年前后触底反弹,国内各家品牌纷纷发力,转型升级。到去年逐渐恢复到2000万辆左右产量时,全行业利润已经超过50亿元,说明整个行业转型升级的方向走对了。
与此同时,全球最大的摩托车制造商正在走向电动化。9月中旬,日本本田汽车表示,将于2025年前在全球范围内推出超10款电动摩托车车型,目标在2040年代实现碳中和。这家主导全球摩托车业务的日本汽车制造商称,计划到2030年每年销售350万辆电动摩托车,相当于该品牌摩托车每年总销量的15%左右。
如同汽车的发展路径,国产自主品牌也在积极布局电动化市场。《2021-2027全球与中国电动摩托车市场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报告预计,到2026年,全球电动摩托车市场规模将达到693亿元。中研普华也预计,到2027年,中国摩托车产量将达2250万辆,年复合增速约5%,其中,电动摩托车占比将从20%增至30%,年均增速预测为15%。
“电动车未来会成为摩托的其中一个品类,不代表全部,燃油摩托的骑行体验是无可替代的。”李彬分析,未来以城市通勤刚需为主的短途代步用车很可能电动化,但大排量燃油车仍会是休闲娱乐的主流选择,骑摩托注重的是人与车的互动,很多哈雷消费者买的就是V型双缸发动机独有的排气声。
“目前国内中大排量摩托车销量仅占摩托车整体市场的3%至5%,仍有较大发展潜力。”宋涛分析说,日本250cc以上摩托车占其本国市场的1/5左右,欧美市场中大排量摩托车占比更高,达到60%~ 90%。随着近年来行业发展,国内大排量摩托车已经逐步由生产工具、代步用具,变为生活类用品、休闲玩具,这一趋势在未来也将继续由一线城市向二三线城市下沉,带动摩托车文化、鞋服头盔等周边以及摩旅经济发展,将会成为又一新的消费趋势。
重新审视“禁限摩”
据智研咨询整理的相关数据,随着摩托车回归市场,其交通事故发生数占据的比例一再攀升。2017年,摩托车交通事故39780起,次年超过4.5万起,到2020年,数量增至45789起。
不过,对比汽车和摩托车的事故率,很难得出孰高孰低的结论。以国家统计局出具的交通事故情况数据分析,2018年全年汽车交通事故发生数为16.69万起,摩托车交通事故发生数为4.58万起,结合当时中国汽车保有量2.4亿辆,摩托车保有量约在9000万辆,汽车事故率约在0.07%,摩托车事故发生率则在0.05%;从交通事故死亡人数比例来看,汽车约为0.02%,摩托车约为0.02%。两者之间未呈现出显著差异。
“国人对摩托车的态度大多两极分化,玩车的人爱得疯狂,不玩车的人总对摩托车有不安全的印象。”宋涛说。
对于摩托车这个拥有百余年历史的舶来品,国人经历了从好奇到偏见、再到重新认识的过程。1886年,摩托车被引入上海,而中国摩托车产业因持续不断的战火一再停滞,直到1949年后才逐步建立。上世纪50年代初,“井冈山”牌摩托车问世,开启了中国摩托车生产的进程。
直到70年代末,摩托车才逐渐从军用为主转向民用市场,1979年生产的“嘉陵CJ50”被视为“中国第一辆民用摩托车”。但当时想拥有一辆摩托并不容易,在物价还在按分计算的80年代,一辆全新的摩托车动辄几千元。到上世纪90年代私人汽车开始普及后,摩托车的地位快速下滑,越来越边缘。在都市新闻中,摩托车甚至常和抢劫、噪音污染、伤亡事故等关键词绑定出现。
1986年,北京开始限制摩托车在三环路以内道路行驶。2000年,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宣布京B和外省市牌照的两轮摩托车年底禁止在四环路以内道路行驶。2007年1月1日,广州宣布全面禁摩。据《中国摩旅地图》不完全统计,到2019年,全国已有185个城市“禁限摩”。
几乎每年的全国两会上,都有代表、委员提交开放“禁限摩”的相关提案、议案。不少人认为,禁限摩政策不仅严重限制了摩托车产业的发展,同时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也影响了消费者出行的便利性。
全国人大代表、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在2020年全国两会上建议,试点开放“禁限摩”,科学对待城市摩托车行驶,拉动摩托车产业转型升级。李书福在议案中指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实施“禁限摩”的国家。在欧洲多地都倡导多开摩托车、少开汽车,以抵消使用汽车带来的油耗、道路通行率、车位占用面积等问题。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工商联主席、隆鑫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涂建华也在提案中指出,一刀切的“禁限摩”导致摩托车销售只能面向农村,阻碍了行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让中国失去了连续21年全球摩托车产量第一的桂冠。
让业内人士普遍担忧的是,摩托车正处于行业变革关键期,面临电动化和全球化的双重挑战。从长远来看,本土市场的规模效应,将攸关行业的生死存亡,这与“禁限摩”是否松动有强关联。
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学家李稻葵一直是摩托车骑行爱好者,也连续多年提交相关提案。“以前不戴头盔骑摩托车的现象很普遍,现在很多骑摩托车的人装备都非常齐全。”他认为,摩友的素质在提高,“我们的法律、条规应该与时俱进”。
在宋涛看来,“要想死得快,就买一脚踹”,是二三十年前中国摩托车无序发展、没有正规引导和培训时的情况,近年来已经不断得到改善。
如今产品技术改进和交通监管手段改善,都大大提升了摩托车的交通安全系数。至于一度困扰广州等地的“飞车党”,伴随治安管理水平提升,早已成为历史。
“各地禁限摩的原因不尽相同,从城市管理层面看,主要因摩托车骑行安全事故频发、摩托车非法改装、不按规定穿戴护具造成严重伤害等社会现象,而个人层面则是因为骑行者安全意识不足、安全法规知识欠缺、摩托车基础教育不完备等问题。”宋涛说,各地“禁限摩”已成既定事实,关键是如何改变现状,从源头解决安全隐患。
按照现行《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取得三轮摩托车D证后,理论上可驾驶两轮摩托车(E证)和轻便摩托车(F证),即D证可兼容E、F证。但这已经无法满足现实的驾驶安全需求,考取D证太容易,而骑好两轮车太难。
和三轮摩托相比,两轮车更机动灵活,自身稳定性更弱,且排量越大对驾驶技术要求越高。行业内一直有“摩托车驾照按排量改革”的呼声,建议从源头将两轮车和三轮车的驾证范畴分离,并根据摩托车排量细化D证级别。
宋涛认为,摩托车驾考改革的呼声更符合现实需求。因为对真正的发烧友来说,摩托车骑行是可以终身学习的爱好,就像滑雪、冲浪等极限运动一样。“摩托车运动也能带动产业的发展,本田、杜卡迪等品牌也是通过积累比赛数据来打响品牌,并为量产车研发做准备。”
现实问题是,目前国内还没有可以开展摩托车比赛的室内场地。宋涛介绍说,室内摩托车赛对场地的设计、施工、验收要求极高,但场地安全申购认证的技术标准掌握在美国机构手中。目前国内只认证了30多家赛车场地,室内摩托车赛只能借地举办,个人自费的价格昂贵,这也是很多年轻爱好者不得不跑山的原因之一。
“中大排量摩托市场崛起,以休闲娱乐为目的的摩友人群增加,总要解决去哪儿玩的问题,我们鼓励骑帅不骑快。”宋涛说,除官方举办的有安全保障的越野赛事,摩旅也不失为一种选择,从产业角度看,摩旅还可以成为行业品牌、店端、俱乐部和车主之间的纽带,助力产业生态的良性循环。
对骑士来说,摩旅虽然没有赛车的极速,但不等于失去骑行的激情。长途旅行不是简单地坐在车上,稳定的巡航需要在手动给油、离合、刹车和脚刹、脚踩换挡间不断配合,每一个弯道都要配合身体的姿势,改变车的倾角和龙头的舵角,才能划出一个完美的弧线。就像打一场没有尽头的游戏,途中会不断遇到新的关卡和挑战,不断有新的刺激,何况还能欣赏沿途的景色和人间烟火。
以中国的市场规模,摩托车休闲旅游市场还有更大想象空间。而综合考虑摩托车装备、服饰、旅游休闲等上下游产业,在乘数效应下,摩托车将撬动更大规模的新增消费。但大排量摩托车销售快速增长的同时,更多需求却被“禁限摩”限制了。
2017年西安打响“摩托车解禁第一枪”,随后,廊坊、济南、青岛等数十个城市相继解除限制,为摩托车的复兴提供了政策空间。“当社会人均收入达到一定程度后,人们对于汽车的追求不再那样迫切,慢慢向实现更高层次的需求迈进,而摩托车正是这样一种休闲娱乐的工具。”李彬说。
《中国新闻周刊》2022年第3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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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